在大众教育时代，一些本科毕业生将读研变成了“学士后”教育，意图通过读研“镀金”，以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，这一现象反映在研究生层面，就是教育没有为培养研究型人才作好准备，功利思想的延续也使得博士生教育出现了短、平、快现象。

产生恶性循环的原因是综合的。从教育层面找原因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认为，制度的严重滞后是导致研究生质量整体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借用经济学的概念，“当前的高等教育仅在增量上下功夫，通过资金的投入，在增量上获得产出，却很少进行结构调整”。

从文科硕士培养看教育改革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在您看来，文科硕士培养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

许纪霖

从文科硕士的情况来看，硕士毕业基本上无法从事研究性质的工作，几乎都要等到博士毕业才能从事研究，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。如今国内的文科专业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攻读。相比较国外读硕、读博的辛苦，中国学生过于轻松—大部分时间在听教师讲解，结合课程的阅读量太小，甚至很多课程还不用写论文，学生们一个个坐在课堂就像是“南郭先生”，不开口不说话，结课时交一份不用认真思考、打提纲、导师过目的作业就通过了。

目前，国家在推进专业硕士改革，但同时还应该考虑把学术型硕士减少后，要注重其同博士培养挂钩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研究生培养强度不够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许纪霖

国内大学在研究生培养的传统上有问题。大学对本科生教育有严格的制度，但到研究生阶段，一些导师获得了更大自主权，反而不上心。这和只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的评价体系密切相关，一些导师认为在学生身上花了心思，学生不会说自己好，并对评职称没有帮助。只要教师的评价机制不改，研究生质量很难真正提高。

还有一点不得不说，研究生质量想要提高，光靠“钱”不行。每年评国家奖学金各学院都在发愁，因为很难找出这样的尖子生。这反映了教育部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的思路—鼓励学生去发SCI论文、核心论文。这种思路只要尖子生，认为只要有了钱就一定能培养出尖子生，严重忽视了研究生的一般教育。而在我看来，培养一名优秀的学生应当是在良好的研究教育基础上，通过自然竞争产生，而非刺激而成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背后反映了什么改革问题?

许纪霖

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思路是“优胜劣汰”，顶层教育叫“赢者通吃”，底层教育叫“末位淘汰”。它认为上面拔尖，下面惩罚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实际上，采取“金钱奖励”“抽查”等方式来解决研究生培养的弊端，都是行政意志上解决问题的方式，并没有改变研究生培养的核心问题。

管控严、砸钱买效益，这是公司化的管理方式。然而教育不是工厂，科研人员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，培养人才必须在创造力上下功夫。把学生的创造力激发出来，要在机制上多动脑筋，而不是把整个研究生培养绑在政绩工程上—出SCI，政绩工程很伟大;没有抄袭，政绩工程也不难看，这样做完全违背了教育本身的逻辑。

因此，尽管当前去行政化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阻力，但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—让教育回归到教育本身，少一些行政干预的方向必须明确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的改革，而不是采取今天的公司化管理、行政监督。

博士生培养亟待与国际化接轨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不高，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?

许纪霖

一流大学的博士生素质相对稳定，但优秀人才难以产生。这归因于三点。

其一，博士毕业的年限太短，过去是3年，现在正常情况下是4年，如果学生博士期间出国交流，让他在正常年限中写出优秀论文勉为其难。

其二，大学要求博士生发表论文，甚至有些大学要求博士生在核心刊物、A类刊物上发文章，这一点连导师都不容易做到。很多大学有一半的文章出自于研究生，这就使得整个研究生教育从硕士到博士都被“绑架”到政绩工程。

其三，由于年限短、学校放水，博士生读书的强度普遍不够。美国一流名校的文科博士生未必是最聪明的，但他们通过资格考试后要选择三组课程，阅读两三百本书，他们毕业后承担教学，能够真正地交给学生知识。反观国内注水、速成式的博士教育，读书强度不够，如何教育下一代?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对此有什么建议?

许纪霖

国内高校的改革可以先让一流大学与国际化接轨，从这点而言，北大、清华等“985工程”高校应该率先试行美国式的博士生培养。

一方面，年限可以设定为5年甚至更长，有效地淘汰学术投机分子，同时加强读书强度。目前，一些高校也作了改革，如北大历史系少有4年毕业的博士，但因为国内高校普遍尚未将其制度化，社会上仍然较难接受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博士阶段的奖学金最多只给3年，改革还应该考虑到博士生的后顾之忧。如今国内也有TA(教学助理)、RA(研究助